参考来源：《清史稿》《刘春霖年谱》《北洋画报》及相关史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正规配资平台，请理性阅读
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一日，公历1904年5月15日，紫禁城保和殿内鼓乐齐鸣。
这是清朝第273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科举殿试的放榜日。三百余名贡士身着官服，在殿外候着传胪唱名。
初夏的阳光透过层层宫墙洒下来，照在那些焦急等待的面孔上。没有人意识到，这场延续了1300年的考试制度，正在经历它生命中的最后时刻。
来自直隶肃宁县的刘春霖站在人群中，表情平静得有些异常。他今年三十二岁，在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考生中显得格外沉稳。
传胪官的声音从大殿内传出，一个个名字在空气中回荡。
"一甲第一名刘春霖"六个字清晰地响起时，这个北方小县城来的读书人愣了整整三秒，随后快步走向殿前，跪下接过了改变命运的圣旨。
那一刻，刘春霖成为大清王朝的第273位状元，也注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。
这顶状元的帽子还没戴热，仅仅过了七年，大清朝就轰然倒塌。科举制度消失了，皇榜题名成了历史的尘埃，旧时代的一切荣耀都化为乌有。
【一】三十二岁才中状元的艰辛之路
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四，公历1872年4月11日，直隶肃宁县北石宝村的一户人家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。刘魁书抱着刚出生的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春霖，字润琴。
刘家世代务农，家境清寒得很。父亲刘魁书读过几年私塾，后来托关系到保定府当了个小吏，每月拿着四两银子的俸禄。
这点钱养活一家老小本就紧张，但刘魁书咬着牙也要让儿子读书。他自己吃过没文化的苦，深知科举是寒门子弟唯一的出路。
六岁那年，刘春霖被送进了村里的私塾。老秀才一看这孩子，就知道不一般。别的孩子背课文磕磕巴巴，他听一遍就能背下来。
更难得的是，这孩子写字有天分。七岁时写的字已经工工整整，十岁时更是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楷书。
但天赋归天赋，科举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。光绪十九年，也就是1893年，二十一岁的刘春霖参加县试，考中了秀才。这在乡里已经是大喜事，可从秀才到举人，这一步他走了整整十年。
这十年里，刘春霖考了三次乡试，前两次都名落孙山。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家里的积蓄也快花光了。
村里有人劝他放弃，找个教书的活计，起码能养家糊口。可刘春霖不甘心，他知道这可能是自己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光绪二十九年，也就是1903年，三十一岁的刘春霖第三次参加顺天乡试。这一次，他终于榜上有名，中了第七十八名举人。拿到举人功名的那天，刘春霖在考场外站了很久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第二年春天，刘春霖借了些盘缠，背着行李进京赶考。会试在贡院举行，考三场，每场三天三夜。
考生们被关在一人宽的小号房里，吃喝拉撒都在那几平米的空间。三场考下来，刘春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胡子也长了一寸。
放榜那天，刘春霖在榜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。三千多名举人参加会试，他考中了贡士。这意味着他有资格参加最后一关——殿试。
殿试不淘汰人，只排名次。皇帝亲自出题，考的是对时政的看法。批阅完试卷后，由大臣们拟定前三名，最后呈给皇帝钦定。
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一日，殿试当天。刘春霖领到的题目是"实政考求无逸殿最"。这道题看似简单，实则考验考生对治国理政的理解，更考验文笔和书法功底。
刘春霖提起毛笔，先在心里打好了腹稿，然后一气呵成写了下来。
他写的是标准的馆阁体，这种书体讲究横平竖直、大小匀称、布局严谨。刘春霖练了二十多年，每个字都写得像印刷品一样精美。
试卷呈上去后，批阅的大臣们都赞不绝口。按照规矩，他们拟定了前三名：一甲第一名广东举人朱汝珍，第二名直隶举人刘春霖，第三名江苏举人商衍鎏。
可慈禧太后看到这个名单，心里犯了嘀咕。大明姓朱，如今还点个姓朱的当状元，这寓意不太吉利。
再看第二名刘春霖，"春霖"二字意为春风化雨，多好的兆头。慈禧大笔一挥，把刘春霖提到了第一位。
就这样，三十二岁的刘春霖成了状元，朱汝珍成了榜眼。
保和殿传胪大典上，刘春霖跪在金銮殿前，接过了那份红彤彤的状元榜。那一刻，二十多年的寒窗苦读，十年的坎坷考途，终于有了回报。
刘春霖激动得浑身发抖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他想起了已经去世的父亲，想起了家里那间漏雨的茅草屋，想起了那些被人看不起的日子。从今天起，他是状元郎了，是光宗耀祖的读书人了。
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顶状元的帽子还没捂热，大清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
【二】翰林院七年，眼看朝廷一步步走向覆灭
按照祖制，新科状元要授翰林院修撰的官职。这是从六品的文官，专门负责编修史书、整理典籍、起草诏书。
工作清闲体面，俸禄也不错，一年能拿一百二十两银子，外加各种补贴，实际收入能到两百两左右。
刘春霖进了翰林院，每天的日子过得挺舒坦。早上八点到翰林院报到，看看书，抄抄写写，中午在院里吃顿饭，下午再干点活，申时就能下班回家。
翰林院里全是全国各地考来的精英，个个都是饱学之士，平时聊聊天、论论文，日子过得很充实。
可朝廷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刚过去几年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耻辱还历历在目。
朝廷跟列强签了《辛丑条约》，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，分三十九年还清，加上利息总共要赔九亿八千多万两。这笔钱摊到每个中国人头上，就是一两银子，所以叫"庚子赔款"。
国库空了，官员们的俸禄常常发不出来。刘春霖在翰林院的头两年，有三个月没领到工资，全靠家里的积蓄撑着。好在他写字写得好，偶尔给人题个字，能挣点外快。
更要命的是，全国上下都在喊着要改革。立宪派说要学西方，搞君主立宪；革命党说要推翻清廷，建立共和。
孙中山在海外到处活动，国内的会党、学生也闹得很凶。朝廷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最后决定从教育改革开始。
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二，也就是1905年9月2日，朝廷下了道上谕，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停止科举考试，改办新式学堂。
这道圣旨一出，全国读书人都炸了锅。多少人读了几十年书，考了大半辈子，突然说不考了，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？
刘春霖听到这个消息，心情复杂得很。他刚中状元才一年多，科举就废了，这状元还有什么意思？
可他也明白，科举确实该改了。这套考试只会背书写八股文，培养不出懂洋务、懂科技的人才。国家要强大，必须得学西方。
光绪三十三年，也就是1907年，朝廷派刘春霖去日本考察学务。这是刘春霖第一次出国，他坐轮船从天津出发，在海上晃了好几天才到长崎，然后转火车去东京。
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变化很大，到处是工厂、学校、铁路。东京街头跑着电车，路灯用的是电灯，商店里卖的全是新式商品。
刘春霖参观了几所学校，发现日本学生不光读经史，还学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英语。教室里有黑板、有地球仪、有各种实验器材。
这一趟日本之行对刘春霖触动很大。他在日本待了三个多月，回国后写了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，建议朝廷学习日本，多办新式学堂，培养实用人才。
报告递上去后石沉大海，朝廷根本没工夫管这些事。
光绪三十四年，也就是1908年，发生了件大事。十月二十一日，光绪帝驾崩，第二天慈禧太后也死了。
三岁的溥仪当了皇帝，年号宣统。一个三岁的孩子能管什么事？朝政全落在摄政王载沣手里。
载沣这人没什么魄力，朝中大臣又分成好几派，互相扯皮。立宪派要求召开国会，朝廷拖着不办；革命党在各地搞暗杀、搞起义，朝廷又镇压不住。整个国家乱成一锅粥。
宣统三年十月初十，也就是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城里打响了第一枪。驻扎在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首先起义，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。
起义军势如破竹，很快控制了武昌全城，成立了军政府，宣布脱离清廷。
这一枪点燃了全国的革命火焰。湖南、陕西、江西、云南、贵州、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广东、福建、广西、山东、山西，十几个省纷纷宣布独立，清廷的统治土崩瓦解。
刘春霖在翰林院里听着外面的消息，心里明白大清是保不住了。朝廷派袁世凯去镇压革命军，可袁世凯根本不卖力，他在跟革命党谈判，想逼着朝廷让权。
果然，到了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也就是公历1912年2月12日，隆裕太后代表六岁的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。大清朝就这么完了，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也跟着结束了。
刘春霖的翰林院修撰职务自然也没了。从光绪三十年中状元，到宣统三年清朝灭亡，他在翰林院干了还不到七年。三十九岁的年纪，突然就失业了。
大清覆灭，科举废除，刘春霖这个末代状元的身份成了历史的标本。
民国建立后，北京城里的前清官员们各寻出路。有人投靠袁世凯谋官职，有人下海经商做买卖，还有人干脆回老家种地。刘春霖手里没有实权，家里也没有产业，上有老母下有族人要照顾。
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知道他是最后一位状元，接连三次派人送来书信和厚礼，开出月薪三百大洋的优厚条件邀他出山。
三百大洋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十个月的工资，这样的待遇足以让一家人过上富裕生活。
刘春霖最终的选择出人意料。他放弃了高官厚禄，转而靠教书和写字谋生。作为中国最后一位状元，他的书法在民国时期成了抢手货。
北京城里的老字号商铺争相请他题写匾额，文人雅士花重金求他的墨宝。
从民国六年开始，刘春霖的书法润笔价格逐渐确立。一副对联十到三十块大洋，一块匾额五十块起步，大幅作品甚至能卖到上百块。
瑞蚨祥、同仁堂、内联升这些百年老字号的匾额，都出自他的手笔。靠着这门手艺，他每月收入高达五六百块大洋，远超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。
民国十二年，刘春霖用积蓄买下北京西城的一座三进四合院，还创办了春霖学堂，十四年间培养了五百多名学生。凭借书法和教学，这位末代状元在民国北京过上了体面富足的生活。
张勋复辟时，辫子军派人三顾茅庐请他出山。日本人占领北平后，伪政府更是开出月薪一千多元的天价，配专车、住房，三番五次登门拉拢。前清状元的身份在这些历史关口成了烫手山芋。
民国二十八年，刘春霖突然变卖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四合院，搬进东城一条偏僻小胡同的破旧院落。
从三进大宅到两间陋室，从月入数百到隐居避世，从富裕体面到清贫困顿。这位末代状元在民国最后几年的真实境遇，远比表面看到的更加曲折艰难……
【三】三次拒绝袁世凯邀请，选择教书写字为生
民国元年，也就是1912年春天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组建政府。袁世凯这人精明得很，深知要稳住北方局面，得拉拢一批有名望的前清官员。
刘春霖作为中国最后一位状元，自然在他的名单上，而且排得很靠前。
三月的一天，刘春霖家里来了个穿长衫的中年人。此人自称是内务部的官员，带来了袁大总统的亲笔信和一份厚礼。
信上写得很客气，说袁大总统仰慕刘状元的才学，希望能请他出山，到内务部担任要职，协助整理档案、编修典籍。
这位使者把话说得很明白："刘先生，袁大总统对您非常看重。职位方面好商量，可以从参事做起，月薪三百块大洋。您要是觉得不合适，还可以再谈。"
三百块大洋什么概念？当时北京一个普通工人月薪才十块，小学教员二三十块，警察也就十五六块。三百块已经是相当高的待遇了，足够一家人过上富裕的日子。
可刘春霖听完后，沉默了很久。
他倒了杯茶给来人，慢慢地说："您回去转告袁大总统，刘某心领了。不过我这人只会读书写字，对新式行政一窍不通，贸然任职怕耽误公事。这个好意我实在不敢领受。"
来人没想到刘春霖会拒绝，愣了一下，继续劝说："刘先生，您太谦虚了。您是状元郎，才学肯定没问题。再说了，新式行政慢慢学就是了，不急在一时。"
刘春霖还是摇头："我年纪也不小了，学新东西怕是来不及了。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请回吧。"
来人见劝不动，只好带着礼物回去复命。袁世凯听了汇报，皱了皱眉，心说这个刘春霖还挺有个性。不过他也不在意，觉得可能是第一次接触，刘春霖还有顾虑。
两个月后，袁世凯又派人来了。这次来的是个姓周的幕僚，说话更客气，条件也更优厚。
他说刘先生如果不想管具体事务，可以挂个闲职，比如总统府顾问，月薪四百大洋，只需要每月露个面就行。
四百大洋已经是非常高的待遇了，相当于现在的年薪几十万。可刘春霖还是婉言谢绝了。他说自己身体不好，经常头晕，实在不适合做事。
这次拒绝之后，袁世凯沉默了半年。到了民国二年秋天，袁世凯第三次派人来。这次来的是个姓赵的秘书，态度更加恳切，几乎是恳求的口吻。
他说："刘先生，袁大总统真心实意想请您出山。您要是不愿意管事，就当个虚职也行。您不为别的，就为了给我们这些做事的人壮壮门面，行不行？"
刘春霖这次说得更直白："您回去告诉袁大总统，刘某实在不是做官的料。我只想安安静静教书写字，过平淡的日子。请他另请高明吧。"
连着拒绝三次，袁世凯也不好意思再派人了。他对幕僚说："这个刘春霖，看来是铁了心不想出来。算了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就随他去吧。"
拒绝做官后，刘春霖得想办法谋生。他在北京宣武门外找了间房子，租金每月五块大洋。房子不大，两进的小院，但够住了。他在门口挂了块牌子："春霖学塾，教授经史子集，兼习书法。"
消息传出去后，陆续有学生上门。第一期招了十二个学生，都是十几岁的少年。
学费每人每月三块大洋，十二个学生就是三十六块。除去房租、吃饭、买书买纸墨的开销，每月能剩下二十来块，勉强够生活。
除了办私塾，刘春霖还接了几份家庭教师的活。有个经营绸缎生意的富商，听说状元在教书,花大价钱请刘春霖每周去三次，教他儿子读古文。这家给的报酬是每月二十块大洋，相当大方。
还有个开钱庄的掌柜，也请刘春霖教他两个孙子。这家给的是每月十五块大洋，外加逢年过节送些礼物。
就这样，刘春霖靠教书每月能有七八十块大洋的收入。在民国初年的北京，这个收入算是中等水平，虽然比不上做官，但也饿不着。
民国四年，也就是1915年，袁世凯搞出了个大动作。他在日本的支持下，接受了"二十一条"，然后开始谋划称帝。12月12日，袁世凯接受帝制，改国号为"中华帝国"，自称"洪宪皇帝"。
消息传到北京，举国哗然。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，各省纷纷响应。袁世凯众叛亲离，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就宣布取消帝制，恢复"中华民国"年号。
民国五年6月6日，袁世凯在忧愤交加中去世，终年五十七岁。
刘春霖听到这个消息，在家里长叹了一口气。他对学生说："你们看，我当初没答应出去做官，是对的吧？袁世凯这人野心太大，早晚要出事。"
学生们这才明白，老师当初为什么坚决不去做官。原来他早就看出了袁世凯的野心。
【四】书法润笔成为主要收入，月入数百大洋
民国六年，也就是1917年，刘春霖四十五岁。这一年，他在北京的名气彻底打出去了，生活也开始有了转机。
转机来自他的书法。作为状元，刘春霖的馆阁体功底自然是顶尖的。
他写的字横平竖直、大小匀称、结构严谨，每个字都像用尺子量过一样精准。更难得的是，刘春霖的字有一种独特的秀美，既规矩又不呆板，看着就让人舒服。
最开始，刘春霖不好意思公开卖字。他觉得自己是状元，卖字有点掉价。
可朋友劝他："刘兄，这有什么丢人的？王羲之当年还用字换鹅呢，您这是靠本事吃饭，光明正大。再说了，您不写字，一家老小吃什么？"
刘春霖想通了。民国五年开始，他开始接受润笔。起初他不敢要高价，一副对联只要五块大洋。可渐渐地，求字的人越来越多，刘春霖也调整了价格。
到了民国六年，刘春霖定下了明确的润笔规矩：普通对联一副十块到二十块大洋，看字数多少；大幅对联二十到三十块；
匾额五十块起步，字数多的要加钱；条幅按尺寸算，小的五块，中等的十块，大的二十块；扇面一把五块。
这个价格在当时的北京城不算低，但也不算漫天要价。京城里书法家不少，比刘春霖价格高的有，低的也有。
但刘春霖的优势是他的状元身份，这块招牌太响亮了。中国最后一位状元的字，本身就有收藏价值。
求字的人络绎不绝。北京前门大街的老字号几乎都找他题过字。
瑞蚨祥要开新店，掌柜亲自登门，请刘春霖题写店名和对联，一共花了一百二十块大洋。内联升要翻修门面，也请刘春霖写匾额，给了八十块。
最大方的是同仁堂。这家老药铺传到第十一代，掌柜想重新装修店面。他专门来找刘春霖，要求写一块大匾"同修仁德，济世养生"，还要配一副对联。
刘春霖接了这个活，前后花了半个月，反复修改了三次，最后写出了满意的作品。同仁堂的掌柜非常满意，当场付了一百五十块大洋的润笔费，还送了一盒上好的人参。
除了商号，很多文人雅士、达官显贵也找刘春霖写字。有个收藏家一口气要了二十幅字，花了五百块大洋。
还有个军阀的副官来求字，要给他们长官祝寿，开价三百块，要求写六尺的寿字和一副祝寿对联。
刘春霖写字很认真，从不敷衍。每一幅字都要先打草稿，构思好了再正式下笔。写完了还要反复检查，确保没有错字、没有败笔才交出去。
有一次，他给人写了副对联,回家后发现有个字的笔画不够完美,第二天专门又写了一副送过去，把原来那副收回来撕了。
靠着写字，刘春霖每个月的收入相当可观。民国六年之后，他平均每月能写十几副对联、几块匾额、一些条幅扇面，收入能到两三百块大洋。遇到生意好的时候，一个月能挣四五百块。
这个收入在民国时期算是高收入了。当时北京一个大学教授的月薪也就一百多块，中学教员五六十块，小学教员二三十块。刘春霖的书法收入，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知识分子。
民国九年，也就是1920年，刘春霖的生活又上了一个台阶。这一年，京师法政学堂聘请他去教国文和书法。这所学堂是培养法律和行政人才的，学生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文化程度不错。
学堂给刘春霖的待遇是每月六十块大洋，每周上三次课，每次两小时。这个工作很轻松，刘春霖欣然接受了。
他讲课很受欢迎，不照本宣科，而是结合自己的理解来讲。讲《出师表》，他分析诸葛亮的政治智慧；讲《岳阳楼记》，他谈范仲淹的忧患意识。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。
因为教学效果好，很快又有几所学校来邀请刘春霖。民国九年下半年，朝阳大学、中国大学、北京法政大学都聘请他去兼课。
每所学校每月给五十到八十块大洋，几所学校加起来，光授课收入就有两三百块。
再加上书法润笔的收入，刘春霖这时候每月能有五六百块大洋进账。这个收入在民国时期已经相当可观了，足够过上富裕的生活。
民国十年，也就是1921年，刘春霖在北京西城买了一座四合院。这是座三进的院子，前院是门房和客厅，中院是主人住的正房，后院是书房和花园。
房子花了三千块大洋，是刘春霖攒了几年的积蓄买下的。
搬进新家后，刘春霖感慨万千。从小时候住茅草屋，到现在有了自己的四合院，这一路走来不容易。
他在书房里挂了一副自己写的对联："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"这是他的人生态度。
【五】创办春霖学堂，培养数百学生
生活稳定下来后，刘春霖想做点更有意义的事。民国十二年，也就是1923年，他用自己的积蓄创办了"春霖学堂"。
学堂就开在他买的四合院里。前院接待学生家长，中院是教室，后院是刘春霖的起居之所。学堂的课程很简单：上午讲古文，下午练书法。刘春霖亲自授课，每期招收二三十个学生。
学费定得不低，每人每月五块大洋。这个价格在当时算是中等偏上，但还是有很多家长愿意送孩子来。
能让中国最后一位状元亲自教，这机会太难得了。而且刘春霖的名声在外,家长们都知道他教学认真,不会糊弄学生。
刘春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。每天必须背诵古文,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开始,到《古文观止》里的经典篇目。
书法更是每天必练,练不够两小时不许下课。他常说:"读书和写字都是慢功夫,急不来,得一笔一画、一字一句地打磨。"
有个学生叫张明远,十四岁进的学堂。这孩子聪明,但有点懒,写字经常偷工减料,笔画不到位就算完了。
刘春霖发现后,当着全班的面把他的字帖撕了,让他重新写。张明远不服气,嘟囔了一句:"不就是写字吗,差不多就行了。"
刘春霖听了,严肃地说:"练字就像做人,容不得半点糊弄。你今天写字糊弄,明天做事也会糊弄,长大了做人也会糊弄。我今天撕你的字帖,是为了你好。"
张明远被说得脸红了,从那以后再也不敢偷懒。几年后,他的字写得相当不错,成了北京一家报社的编辑。每次见到刘春霖,他都要感谢老师当年的严格要求。
春霖学堂办得很成功。第一期二十个学生,第二期就增加到三十个。到了民国十五年,学堂名声在外,报名的学生太多,刘春霖不得不提高门槛,要求学生必须有一定的古文基础才能入学。
除了正常教学,刘春霖还经常组织学生活动。每年春天,他会带学生去郊外踏青,让他们欣赏自然,练习写生。每年中秋,他会在院子里摆酒宴,请学生们吃月饼,讲古人赏月的故事。
学生们都很喜欢刘春霖。他虽然要求严格,但为人和气,从不打骂学生。
他会记住每个学生的生日,到了那天就送一本书作为礼物。他还会关心学生的家庭情况,有的学生家里困难,他会主动减免学费。
有个叫李秀英的女学生,父亲早逝,母亲靠给人洗衣服维持生计。李秀英很想读书,但交不起学费。
刘春霖听说后,免了她的学费,还经常资助她一些钱。李秀英非常感动,学习特别刻苦。后来她成了一名小学教师,一辈子都记得刘春霖的恩情。
春霖学堂一直办到民国二十六年,也就是1937年。前后十四年,培养了大约五百多个学生。这些学生后来有的成了教师,有的当了公务员,有的做了生意,但都记得在春霖学堂学到的东西。
很多学生后来回忆说,刘先生教的不光是古文和书法,更重要的是做人的道理。他常说:"读书人要有骨气,有良知,不能为了钱就忘了本。"这句话,很多学生记了一辈子。
【六】张勋复辟与日据时期的两次考验
民国六年7月1日,北京城发生了一件荒唐事。辫子军阀张勋率领五千兵马进京,拥戴溥仪复辟,重新挂起了大清的龙旗。这场闹剧后来被称为"张勋复辟",前后只持续了十二天。
复辟的第三天,刘春霖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。这人自称是学部的官员,带来了张勋的口信,说大清复辟了,国家正在用人之际,希望刘状元能出来做事,主持学部的教育工作。
来人说得很客气,但刘春霖心里明白,这事绝对不能答应。
他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,说自己最近高血压犯了,头晕得厉害,实在没法做事。来人看他脸色确实不好,也不好强逼,说那就等刘先生身体好了再说,告辞而去。
来人一走,刘春霖立刻收拾了些东西,带着家人跑到一个学生家里躲了起来。他知道张勋这个复辟肯定成不了,但在这之前,要是被缠上就麻烦了。
果然,7月12日,段祺瑞的讨逆军打进北京,张勋跑进荷兰使馆避难,复辟宣告失败。可事情还没完,北京政府开始追查参与复辟的人员。刘春霖因为是前清状元,自然也被列入调查名单。
调查人员来了两次,翻箱倒柜地查。好在刘春霖确实没接受任何职务,也没有相关的文件、书信。调查人员什么也没找到,只好作罢。
这件事把刘春霖吓得不轻。他从此更加谨慎,凡是涉及政治立场的事情一概不参与。
有人请他在报纸上发表意见,他一律拒绝;有人请他参加什么会议,他也借故推脱。他只管教书、写字,其他事一概不问。
如果说张勋复辟是第一次考验,那么日据时期就是第二次,也是更大的考验。
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。7月29日,北平沦陷。日本人占领北平后,扶植了伪政权,到处拉拢有名望的中国人为他们效力。
刘春霖这个最后的状元,自然成了日伪政府眼中的香饽饽。从民国二十七年开始,日伪方面陆续派了好几拨人来拉拢刘春霖。
第一次来的是个穿西装的中年人,说话客客气气。他说新政府正在筹建教育部门,希望刘先生能出任教育总长的职务。
待遇方面非常优厚,月薪八百元,另外还有各种补贴,总共能到一千多元。还配有专车、住房,子女上学也有特殊照顾。
一千多元什么概念?当时北平一个大学教授的月薪也就一百多元,普通工人十几元。这个价码已经是天价了。
可刘春霖听完后,平静地说:"我年纪大了,身体也不好,高血压、胃病都很严重,实在担不起这个担子。"
来人继续劝说:"刘先生,您的身体我们会安排最好的医生治疗。您不用亲自管事,只要挂个名就行,平时有什么事我们请示您就是了。"
刘春霖还是摇头:"我是真的做不了事了,请另请高明吧。"
来人见劝不动,只好离开。可过了两个月,又来了第二拨人。这次来的人态度更加恳切,开的条件也更优厚。
他们说刘先生要是不愿意当总长,可以当顾问,不用管具体事务,每月露个面就行,月薪照样拿。
刘春霖还是拒绝了。他说自己只想安静地过日子,教教书、写写字,不想再做官了。
第三次来人的时候,态度就不那么客气了。
这人带了两个穿制服的随从,说话也硬气起来:"刘先生,我们的诚意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。您要是一直拒绝,恐怕会有些不方便。北平现在是什么局面,您应该清楚。"
这是明摆着在威胁。刘春霖心里明白,再拖下去可能真会出事。他当天晚上就和家里人商量,决定搬家,躲起来。
民国二十八年秋天,刘春霖把西城的四合院卖了。这座房子是他花了三千块大洋买的,现在只卖了两千块。但他顾不了那么多了,赶紧搬走要紧。
他在东城找了条偏僻的小胡同,租了个小院子住下。这个院子只有两间房,又小又破,跟原来的四合院没法比。但刘春霖也顾不上这些了,躲起来保命要紧。
搬家之后,刘春霖几乎不再公开露面。他不去学校教书了,也不接受写字的邀请。原来的学生、朋友想找他,都得托好几个人传话才能见到。
这一躲就是五年多。这五年是刘春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。
【七】艰苦岁月与生命的终点
躲在东城小胡同的日子,刘春霖过得非常清苦。
没有了学校的薪水,也没有了书法润笔的收入,他只能靠卖字画和藏书维持生活。原来积攒的那些书画,一件件地卖出去。
一幅好字原来能卖几十块,现在只能卖十几块。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急着用钱,价格压得很低。
卖字画的钱花完了,就卖藏书。刘春霖一辈子爱买书,家里藏书有上千册,都是他一本本淘来的。现在为了生活,只能忍痛卖掉。一套《二十四史》,原来花了一百多块大洋买的,现在只卖了三十块。
吃的也很简单。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,每顿都有三四个菜,隔三差五还能吃顿肉。现在是能省就省,经常是一碗粥、一碟咸菜就打发了。刘春霖本来就有胃病,这么吃对胃更不好,但他也没办法。
屋子里没有取暖设备,北平的冬天又特别冷。刘春霖只能多穿几件衣服,手脚常常冻得发紫。他本来就有高血压,受冻之后病情加重了,经常头晕、心慌。
有几个老学生听说老师生活困难,时常来接济一些钱物。有的送来几袋米面,有的送来一些煤炭,还有的直接给钱。刘春霖很感动,但也很惭愧。他说:"我这个当老师的,反而要学生照顾,真是惭愧。"
学生们劝他:"老师,您当年教我们,现在我们照顾您,这是应该的。您别多想,安心养病。"
即便生活这么困难,刘春霖还是坚持每天读书写字。他的学生后来回忆说,有一次去看老师,天气很冷,屋里没生火。老师坐在桌前写字,手冻得通红,但字还是写得工工整整,一笔不苟。
学生问:"老师,天这么冷,您怎么还写字?"
刘春霖笑着说:"写了一辈子字,不写就不习惯。再说了,这是我唯一的乐趣了。"
民国三十二年,也就是1943年,北平的冬天特别冷。刘春霖的身体越来越差,高血压和胃病都很严重。到了年底,他已经下不了床了。
几个老学生听说后,轮流来照顾。他们凑钱请了医生,买了药,但医生看完后摇头说,病情太重了,年纪又大,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
民国三十三年1月,刘春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。他躺在床上,整个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。但头脑还算清醒,还能说几句话。
有个学生问他:"老师,您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?"
刘春霖想了想,说:"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的。就是想看看抗战什么时候能胜利,日本人什么时候能滚出中国。"
学生听了眼眶一红:"老师,您放心,日本人肯定会战败的,这一天不会太远了。"
刘春霖点点头:"那就好。我这辈子没做什么大事,但起码守住了底线,没给中国人丢脸。"
1月15日上午,刘春霖突然病情加重,陷入昏迷。学生们守在床边,眼睁睁看着老师的呼吸越来越弱。到了下午申时,大约三点到五点之间,刘春霖停止了呼吸。享年七十二岁,按虚岁算是七十三岁。
学生们为老师料理后事。因为是日据时期,丧事办得很简单,只有几十个学生和朋友来送行。遗体被安葬在北平西郊的一处公墓,墓碑上刻着:"大清光绪甲辰科状元刘公春霖之墓"。
刘春霖去世时,家里几乎一贫如洗。几百册藏书大部分已经卖掉,剩下的也不多了。一些文稿和字画,由学生们分别保管。他一生未娶,没有子女,也就没有直系后人。
刘春霖去世七个月后,民国三十四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,举国欢腾。可惜刘春霖没能等到这一天。
从光绪三十年中状元,到民国三十三年去世,刘春霖的一生跨越了四十年。
这四十年里,他见证了清朝的灭亡、民国的建立、军阀混战、日本侵华。作为中国最后一位状元,他没有位居高位,也没有留下传世的学术著作。
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,在时代的洪流中艰难求生。
他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,躲过了张勋复辟的牵连,也没有在日据时期出任伪职。这些选择让他保持了相对独立的立场,也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可以问心无愧。
1949年后,刘春霖的事迹被陆续整理出来。2004年,他中状元一百周年,家乡河北肃宁县建立了刘春霖纪念馆。如今,他的书法作品偶尔会出现在拍卖会上,每件作品都能卖到不错的价格。
这位末代状元的一生正规配资平台,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迁,也记录了一个读书人在历史转折点上的选择。
元鼎证券_元鼎证券官网_股票配资查询网站提示：本文来自互联网，不代表本网站观点。